学者探讨印证机理，其中有代表性的理论主张，包括向燕、罗维鹏、王建芳等学者提出的“最佳解释推理”（“似真推理”），栗峥提出的“可靠主义”，薛爱昌提出的“证据整体主义”和作为“真”之标准的融贯论。“最佳解释推理”和“可靠主义”均系知识论中的重要学理，本节将对其作述评。薛爱昌的观点和笔者的观点部分一致，但笔者不认同其对“符合论作为印证基础之一”这一观点的反驳，因此将在阐述笔者观点时对薛爱昌的主张进行回应，此节不赘。

（一）关于“最佳解释推理”

1.理论要点。最佳解释推理（inference to the best explanation，IBE），也被称为似真推理。所谓似真性，是指即使推论的所有前提都是真的（可接受的），也不能保证其结论是真的（可接受的）。向燕称，最佳解释推理，是指事实裁判者依据一定标准，从既有的解释证据的不同假说中，选择最具合理性的叙事来形成最具似真性的事实结论。能够对全案证据作出最好说明和解释的故事假说，通常是最接近客观真实的假说。最佳解释推理有两个基本步骤：一是根据证据确定潜在的假说。假说具有故事的结构。在对全案证据进行解释时，可能会出现不同的故事版本。究竟哪一个假说有最大的可能性为真，需要综合全部证据进行评价。二是从潜在的假说中选择最佳假说，并认为这是最有可能为真的假说。通常认为，遴选最佳假说的标准包括涵盖性、融贯性、唯一性和简单性。涵盖性是指，最佳的故事应当对尽可能多的证据提供解释；融贯性是指，故事应有完整结构、内部融贯并与特定社会的普遍知识相符；唯一性是指，融贯的故事仅有一个，不应存在各自融贯但互不相容的多个故事；简单性是指，故事能够在不运用大量假设或特殊假设的情况下，对尽可能多的证据提供解释。

罗维鹏说明最佳解释推理与印证的关系是：争议事实的最佳解释推理以印证为条件。因此，印证与最佳解释推理的深层次关系，即争议事实的证明符合最佳解释推理机制，在寻求最佳解释的过程中，假说和结论的可靠性必须以外部证据的印证性为支撑，具有印证支持的假说才能作为最佳解释推理中使用的竞争性假说，被认定为最佳解释的假说同样应是有印证支持的假说。

2.艾伦关于最佳解释推理的观点及其价值。罗纳德·Ｊ·艾伦教授十分推崇将IBE即最佳解释推理引入证据法领域，主张以IBE取代统治司法证明领域中的概率主义，认为证据法领域正在发生从概率主义向解释主义转型的“范式转型”。艾伦在《相对似真性及其批评》一文中，从四个方面批评了司法证明结构以概率论为中心的不可取。首先，概率论存在证据“数字化”的障碍。其次，存在契合性障碍，概率进路与事实认定者运用证据进行加工和推理的方式是不一致的。前者对证据评价的模式属于原子主义；后者是整体发生的，将离散的证据根据经验和背景信念整合成一个证群，作为一个完整形态加以布局加以考察。再次，存在规范性障碍。概率进路的假定一方面与法律原则不一致，另一方面也与给陪审团的指示不一致。最后，存在目标性障碍，将证明标准视为概率阈值的进路与证明过程和证明标准的目标均不一致。

艾伦在批判证明标准的概率主义之后，从四方面论证了在司法证明结构中应当适用IBE模式，主张以IBE替代概率主义。第一，在IBE模式下，像在实际审判中的那样，不需要对证据进行量化，也无需对满足法律要件的可能性赋值。事实认定者会基于证据、他们的背景知识以及证明标准的解释阈值，来对可能形成的解释进行比较，从而选择最佳的解释方案。所以IBE模式解决了概率主义中的证据“数据化”障碍。第二，陪审团成员通常试图构建符合证据的叙事，这与IBE进路相契合，概率主义面临的契合性障碍因此被迎刃而解。第三，IBE的处理方式将案件与要件之间的关系概念化、整体化，避免了在概率概念下产生的“悻论”后果。第四，IBE所具有的比较性特征，更符合证明标准的潜在政策。

然而，有论者不赞同艾伦对最佳解释推理与概率主义的褒贬，认为：根据IBE系统理论的开创者利普顿教授的解释，IBE与概率是兼容的，两者之间并无矛盾，“贝叶斯计算反映了证据对假说的作用”，IBE“说明上的观点不用违背任何概率规则”，“大量研究表明贝叶斯定理能被用来把握证据对假设产生影响的科学判断的所有方面”。

笔者认为，IBE与概率确实是相容的，彼此之间并无实质上的矛盾。因为最佳解释也可以基于概率，而概率可作为最佳解释的重要指标。而且概率论在人工智能辅助证据判断的设置中可能发挥其数字化功能。但在另一方面，笔者又认为艾伦教授的观点是有价值的，因为证明实践中主张最佳解释推理较之概率主义更为合理：其一，数字化的概率与自由心证的本质有矛盾。虽然概率论力求证据判断的精确化，但心证是难以用概率计量的，对心证予以机械地计量可以说是荒谬的。即如艾伦教授所称：IBE的处理方式将案件与要件之间的关系概念化、整体化，避免了在概率概念下产生的“悻论”后果。其二，概率主义与司法实践相悻。在司法实践中，法律人及陪审员对事实的判定是通过经验法则基础上的内心确信来实现的，并不采用实际上也无法采用概率主义的要素赋值与计量方法。亦如艾伦教授所称：在实际审判中，事实认定者基于证据、他们的背景知识以及证明标准的解释阈值，来对可能形成的解释进行比较，从而选择最佳的解释方案。在IBE模式下，不需要对证据进行量化，也无需对满足法律要件的可能性赋值。所以IBE模式解决了概率主义中的证据“数据化”障碍。

3.最佳解释推理并非印证证明机理的适当解释理论。笔者虽然充分肯定最佳解释推理作为诉讼证明基础理论的价值，但也认为，最佳解释推理的理论并非印证证明机理的适当解释理论。主要有三点理由：

其一，从理论的一般性及特殊性上分析，该理论可以对证明理论作一般性解释，但不能解释印证证明的特殊机制。因为最佳解释推理首先是一种科学假说的论证推理，并不特别或专门地适用于事实的证明。即使用于事实证明，也包括科学事实的证明和历史事实的证明两种类型。前者如“太阳从东方升起”，后者如“中共十九大于2017年10月在北京召开”。而法证据学上的证明，仅指成为案件的历史事实证明。而具有普遍适用价值的最佳解释理论，显然不能对历史事实印证证明的特殊机理进行有效阐释。

其二，证据间的融贯性可以作为最佳解释推理的重要选择条件，但不能反过来推论最佳解释推理是印证的机理。以逻辑关系论，印证证明通常被认为是作出最佳解释选择的条件，即融贯性（一致性、统一性）为最佳解释的必要条件（并非充分条件），而印证正是证据间的融贯性的表现，因此，可以作为条件之一支持最佳解释理论，即如罗维鹏论证二者关系时所称：争议事实的最佳解释推理以印证为条件。但承认印证支持最佳解释时应当注意，最佳解释推理却不能反过来解释印证，为何要印证，印证遵循何种运行机理等。

其三，从理论基础看，虽然印证证明具有普适价值，但其理论基础则可能呈多元状态，不一定从最佳解释推理的理论导出。如中国刑事印证理论，追求案件事实认定结论的“唯一性”，即“排他性”，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第140条第4项规定，依靠间接证据定案的条件之一是“根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足以排除合理怀疑，结论具有唯一性。”可以说，中国的刑事印证理论，不以“似真性”“最佳解释”等可能妨碍客观真实发现的理论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虽然许多学者包括笔者本人认为因为诉讼证明的性质和条件限制，似真性理论以及最佳解释推理在证据法学中亦为有重要价值的理论。

（二）关于“可靠主义”

栗峥在《印证的证明原理与理论塑造》中，探讨了“可靠主义”作为印证证明的原理阐释问题。文章称：可靠主义（reliabilism）作为当代认识论中重要的西方主流学术理论之一，主张信念必须产生于一定的可靠的因果过程或认知机制。可靠主义注重外部证明与内心证成之间的因果关系或认识关联。它以可靠性作为衡量的标识，其基本立场可表达为，信念P基于某个理由R或某些理由R1、R2、…（R系列）是确证的，仅当R或（R系列）具有客观为真的高概率（high objective probability truth），R可作为P的可靠标识（reliable indicator）。此种可靠主义理论的作用，一是“为印证模式奠定了恰如其分的理性基础”。因为可靠主义并不追求某种完美的标准，可靠主义对印证的要求是以“满意”为目标，而不是以“最大化”为目标，由此建立了从司法证明的技术操作通向哲学深邃根基的新的路线图景。在这个新图景中，可靠性替代精确性成为印证的新的约束性标准，而一旦发生这种改变，司法证明的解释逻辑与建构理论也就随之发生深刻变化。司法证明理论的根本任务也由对理性的苛刻要求转变为对现实合理性的调控与把握。二是可靠主义拓展出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之外的第三维度。即以可靠性代替确定性，拒绝对确定性的强求。同时，可靠主义尊重不确定性，并视不确定性为司法证明的存在方式。三是可靠主义为信念理性提供了理论阐释，提供了一个如何将认知心理学融入到司法证明科学的示例。

可靠主义（有译作信赖主义），其主要倡导和论证者为戈德曼（A.I.Goldmanｎ）等，经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已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和丰富的学理流派，在当代知识论中具有重要地位。可靠主义的基本观点是：“在知识论上得到确证的信念就是那些源自于信念形成过程，且这些过程可靠地导致真信念的出现。”可靠主义虽以可靠性为核心概念之一，但其理论中心和基本价值在于探讨获得可靠知识，即某种认识得到确证的方式和路径。早期的可靠主义具有外在主义特征，强调可靠的知识、确证的信念源于可靠的认识过程，这种过程外在于认知主体。甚至出现了无限外推的倾向，可靠主义被等同于外在主义。在这一过程中，有学者认为在特定条件下，融贯主义也可以看作一种可靠主义。可靠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出现变化，产生了“改良的可靠主义”。包括将心理学因素及德性因素如“认知者理智特征”等纳入确证过程，从而出现了内在主义转向，实现了外在主义与内在主义的结合。期间，亦生出“行动者可靠主义”“规则可靠主义”“方法可靠主义”“社会实践可靠主义”，以及“证据可靠主义”等可靠主义的具体形式。

可靠主义有丰富学理和众多流派，以上仅作最为简略的理论勾划。笔者认为，以可靠性或可信赖性概念代替印证理论中习用的真实性、客观性和确实性等概念，固然有其认识论上的积极意义，也许可以为改造印证证明理论提供某种基础学理，但亦会有一些不同意见。因为在证据资源有限的特定条件下，要求个案事实均能达到没有任何疑问的客观性、真实性和确定性标准也许不可能，但在案件认识过程中抛弃这些概念，又可能使我们忽略自己努力追求客观真实和确定性的责任。而可靠主义的外在主义或内在主义的认识进路，固然可以为印证证明作出某种解释，但它只是提供一种一般的认识路径，它虽然可以为知识的获得与确证提供一种解释，但并未说明印证证明的特殊学理。

将融贯论作为对印证证明机理的理论解析，应当说容易得到确认，因为二者运行有高度的符合性。因此，在笔者提出融贯论作为印证的学理根据后，并无反对意见。但在同意之时，有的学者认为融贯论足以成为印证证明学理根据，不需要乃至不应当将诸如符合论等理论纳入。如薛爱昌称：“龙宗智将‘符合论’也作为印证方案的哲学基础，其说法需要进一步探讨。因为以‘符合实际情况’来定义‘真’，虽然符合我们的常识和直觉，它告诉我们什么是‘真’。但是，仅仅一种抽象意义上的‘符合实际情况’并不能告诉我们如何获得‘真’，因此符合论不能提供获得‘真’的标准和方法，不能作为印证方法的哲学基础。而融贯论作为‘真’之标准，虽然不适宜告诉我们‘真’是什么，但作为系统化的推理方法，却可以告诉我们如何获得‘真’。”薛爱昌的这个意见实指符合论定义真，但融贯论检验和确认真，印证证明属于检验和确认真之方法，因此只需以融贯论而不需以符合论作为印证方法的哲学基础。然而，笔者认为，融贯论并不能充分解释印证证明足以证成事实的特殊功效，符合论在解释学理上必不可少，解析如下：

（一）符合论概论

真理的符合论（Correspondence Theory of Truth），即观念（思想、认识、主张、命题、判断、思想等）符合客观实在（事实）。如波普尔在《客观知识》一书中所说，符合论是一种常识理论，“这一理论认为：真理是与事实（或实在）的符合，或者更确切地说，一个理论是真的，当且仅当它符合事实。”符合论源远流长。一般认为，始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给真理所下的一个符合论定义是：“每一事物之真理与各事物之实是必相符合。”由亚里士多德，中经洛克，再到罗素、维特根斯坦等，形成一条唯物主义的真理符合论路线，可谓符合论主线。一般论及符合论，也是指这种以实在论，即承认有独立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的客观实在为前提的符合论。此外，也有源于柏拉图，经中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再到近代的康德、黑格尔等，不以外部实在而以内在观念为依归的唯心主义符合论路线。

符合论是关于真理和知识来源最有影响、最为重要的理论。它能获得巨大影响，除了长期以来学者的大量论证和鼓吹以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它符合常识与直觉：“一匹马从我眼前走过”，这个判断或命题的产生，是因为确有一匹马从我面前走过认识来源于经验包括直觉。“张三杀人”，这个事实判断的产生，其来源在于张三在某时某地以某种手段确实杀了某人客观事实为主观判断的“使真者”。在中国，符合论的影响还因为它与马克思主义主张的唯物主义反映论有学理上的密切关系，虽然二者也存在重要区别，但在一般人看来，主观反映客观，就是要求主观符合客观，二者的实在论前提、对认识的指向以及主客一致的要求并无实质区别。因此有学者称：“马克思主义真理论是真理符合论的当代形式”，长期受马克思主义反映论影响的中国主流学者更容易接受符合论。

符合论看似简单，因为它的基本构成仅三个要素：人的认识、客观实在（或事实）、符合关系。不过这三个要素在不同的符合论者那里都可能有不同的表述及不同的含义：主观的认识可能有多种不同的表达方式，已如前述；而符合的对象也有客观实在与事实（包括经验事实）的区分，从而形成“基于对象的符合论”与“基于事实的符合论”；就何为“符合”，也有“一致论”“融洽论”“同构论”“图像论”等不同看法。此外，有部分学者还主张主观对客观的符合还需以“表征”或“表象”（Representation）为媒介，就使符合结构增加了一个要素。由于本文只是借用知识论学理而无意将知识论作为研究对象，同时在方法上也不欲作经院哲学式地繁复论证，因此在常识的符合论基础上，主要以命题概念表达符合论的主观方面，以事实概念表达其客观方面，分析命题对事实的符合，以及事实对命题的“使真”作用。

在符合论中，事实概念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哲学学者苏德超称：“现代以来，基于事实的符合论很可能是最深入人心的符合论：所谓的‘符合实际情况’，就是‘符合事实’”。然而命题符合事实的要求，虽然被普遍认可，但在操作中遇到一个难题，就是何为“事实”，以及事实如何判定。以致有学者主张没有事实概念的“新符合论”。哲学家陈波认为，事实相互关联，“连成一片”，“无法个体化”，因此无法“在不同事实之间作出区分”；事实与命题间的关系无法“一一对应”实现“符合”；“事实”概念与真语句相互定义，系“恶性循环，因而是空洞无效的”。而且事实具有主观性，它的背后“隐藏着人的视角”，“是我们从世界母体上一片片‘撕扯’下来的”。撕扯下来的东西，既取决于“我们的认知意图和目标”，又取决于“我们所使用的认知手段和方法”。因此，“这样的事实可能以多种方式撒谎，从而掩盖本体论意义上的客观真相”。鉴于这些弊端，他主张一种没有“事实”本体论地位的新符合论，“只需要对象、性质和关系等，这是新符合论所接受的本体论假定。”例如“雪是白的”，是一个属“真值载体”的命题，不需要称为事实，可以看作对象及其性质特征的描述。

但没有事实概念的符合论难以得到普遍的认同。陈嘉明认为陈波对使用事实概念所遇到的困难有“夸大之嫌”，而事物或对象是某个殊相（个体），而事实则是殊相加属性或关系，“如果去掉“事实”概念，那么认识活动中的许多情况就难以得到说明。”笔者赞成陈嘉明的观点，认为虽然概念只是一个工具，工具也许是可以替代的，但事实概念源远流长，中外互通，既有丰富学理，又有语用中的约定俗成，很难为其他概念所替代。尤其是在法学中，法的重要使命就是发现、判断及处置事实。如果说“雪是白的”“太阳从东方升起”这样的“科学事实”还可以认为是一种事物的属性判断，甚至认为是一种科学原理的表达方式，但法律活动应对的案件事实，即“历史事实”，则很难以其他概念来替代。笔者不能设想，“张三因仇恨杀了李四”类似的表述不能称为一个“事实”；不能设想，如“案件事实”“以事实为根据”“认定事实”等基本的法学法律概念可以用其他概念来取代。法学中的事实概念与哲学中的事实概念其内涵是一致的：一是指客观事实，即“事实1”，如“以事实为根据”；二是指经验事实，即“事实2”，如“本院认定如下事实”此处所指事实已经具有经验判定的因素。既然在法学中事实是最基本、最重要的概念，为何要在作为法学学理基础的哲学理论中摒弃事实概念，令人难以理解，因此笔者仍坚持认为，符合论在证据理论中展开，事实概念不可或缺。

认识和运用符合论，还需理解其理论前提。一是实在论。当然这是唯物论符合论的特征。即客观世界及其万事万物并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识而存在，因此而确立认识的对象并确立检验真之标准。不过对实在论的理解不应当是简单而绝对的。苏珊·哈克称：“有一个真实的世界，这个世界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我们，独立于我们的行动和信念，但并不是完全独立的，因为这个世界也包括人类以及所有我们创造的物理的、理智的和想象的物品。”二是经验论。主观与客观之间的桥梁是经验，人们认识世界的基本方法是经验方法，包括社会实践的方法。人们在意识中把握的客观事实，均为经验事实。动词的经验为判断的途径与方法，名词的经验则为判断的背景和基础，因此，“符合论本质上属于一种用经验知觉的观点来看待真理的哲学。”

（二）印证证明与“融贯性之符合论”

仅以融贯论，即体系内命题的一致性、相容性及蕴含性来证成命题及彼此证成，确实符合印证的运行机理，虽然融贯论不能从根本上有效回应关于真的来源的追问。如文前所引曾志所述：“归根到底是一个事件的实际发生这个事实才使得描述这一事件的命题能够为真；否则，命题可能确实是彼此融贯的，但却可能都是假的。”但应注意，印证证明本身是在由证据形成融贯体系内回应求真之挑战，融贯性所形成的证据间的横向逻辑关联并非证据与事实的纵向因果关联，而后一种关联要求证据命题符合客观实际，是“真理符合论”的基本要求，但符合论的这一要求并未体现在印证证明方法之中，因此符合论似乎也就不应当作为印证证明自身的机理解释，而只能作为印证证明方法使用时必须“添附”的条件和要求，以防止一批虚假证据的互证及导出虚假的结论命题。然而，这种被添附的要求是外部性要求而非印证的内在机理，应当说，这就是只需以融贯论而不必以符合论解释印证机理的根本原因。需要反思的是，笔者在《印证证明新探》一文中虽然将“符合论”纳入印证机理，但沿用了以符合论弥补融贯论不能有效回应真之来源之不足的说法，称：“为了在法证明中有效实现真相恢复，将真理的‘符合论’作为印证证明的又一理论基础，以弥补融贯论之不足，保证事实认定的客观性。”笔者本意是建立一个较为完整的印证理论，但忽略了从印证自身的机理作出论证。

也许正是由于仅从印证条件来分析符合论，而未从印证机理方面予以阐释，使薛爱昌在分析笔者的观点后，主张以融贯论作为印证的机理，而不赞成符合论也是印证的机理及印证方法的哲学基础。他说：作为“真”之检验或标准的融贯论是一种探究“真”的方法，它告诉我们检验“真”的方法和程序，即怎样获得“真”，可以作为印证方法的哲学基础。龙宗智将“符合论”也作为印证方案的哲学基础，其说法需要进一步探讨。因为以“符合实际情况”来定义“真”，虽然符合我们的常识和直觉，它告诉我们什么是“真”。但是，仅仅一种抽象意义上的“符合实际情况”并不能告诉我们如何获得“真”，因此符合论不能提供获得“真”的标准和方法，不能作为印证方法的哲学基础。而融贯论作为“真”之标准，虽然不适宜告诉我们“真”是什么，但作为系统化的推理方法，却可以告诉我们如何获得“真”。因此，印证方法直接的哲学基础是作为“真”之标准的融贯论，作为“真”之定义的符合论则是进一步判断印证或融贯的结论在客观上是否为真的最终依据。

应当看到，薛爱昌并非像某些融贯论者那样，推崇融贯论而贬损乃至否定符合论，他也承认符合论的认识价值，只是认为它不适合作为印证的机理即哲学基础，只能看作外在于印证方法，但可保证印证或融贯结论客观性的工具。薛爱昌仅以融贯论解释印证的观点是容易被人所接受的，因为二者的互通性很强，而符合论的作用也容易被看作外在于印证以保证印证结论客观性的机制。然而，笔者经过进一步思考，在承认融贯论是印证最直接的机理解释的同时，仍认为“符合论”在印证机理论证中不可缺。虽然相比之下它对印证机理的支持不如融贯论那样直接，但它解释了“融贯”的原因，因此具有深刻性。而在以历史事实而非理论命题为对象的所谓“事实融贯论”中，符合论的作用最为明显因为我们要问：不同来源的证据（命题）为何能指向一致，从而形成融贯关系？排除人为扭曲以及特殊情况下的巧合因素，只会有一个回答，就是因为它们来源于案件本身，即证据（命题）与案件事实存在符合论意义上的因果联系。例如，官员张三受贿，有张三供述、李四行贿陈述，有张三具有职务便利及利用职务帮助李四的证据，还有张三当时经济收入反常的证据，几项证据相互印证，指向一致，可以确证贿赂犯罪事实。那么，上述证据印证即信息融贯为何能够形成？排除非法取证因素后，只能是因为张三受贿的事实留下了各种痕迹，包括主观印象痕迹（人证）、客观物质痕迹（物证、书证），这些作为证据的遗留“痕迹”，才因此具有一致的指向并形成印证关系。再如，经被告人供述，侦查人员找到了隐蔽物证。隐蔽物证的特征和隐蔽的地点与口供印证，这种印证（融贯）为何能达成？只能是因为口供与隐蔽物证及其印证性均来源于被告人作案的客观事实。而且在这一案例中，已经一般排除了人为扭曲的可能，因为侦查人员也不知道隐蔽物证之所在；同时也排除了巧合，因为被告人如果没有作案，不可能如此巧合地供述出物证的细节特征和隐蔽之特别处所。作一个形容：一件事实发生，留下了一地的事实碎片（证据），虽然各不相同，但每一碎片都闪耀着同样的光芒，因为它们都来自事实之母，遗留了这件事实的痕迹。

由此分析可见，印证证明的力量并不在于1加1等于2，或1加2等于3这样简单的证据叠加，而在于这些证据间的“不约而同”，即无事先的安排形成了证据命题（信息）的一致指向，即证据契合。因为，如果简单的数量增加即为印证的力量所在，那么就会得出一个结论：数量越大，证明力越强，事实的确证度越高。虽然在一定条件下，这一结论有其合理性，但并不周全。因为即使仅有两个证据相印证，只要能有效排除人为扭曲的可能性，就足以确证事实。如口供与隐蔽物证的相契合的前述案例。虽然证据印证也有最低限度至少两个独立来源证据的数量要求，但不受外力影响的证据间的相互印证即证据契合，才是印证价值的核心。而契合（融贯）性，来源于符合论：是案件客观事实生成了证据，使证据信息反映并符合案件事实，而不同证据的逻辑一致性，正是案件客观事实最有效地反映和证明。

由此可见，虽然融贯论解释了印证的直接运行的机理，但融贯来源即融贯性形成的符合论解释，在于根本上说明了融贯作为证明方法尤其是事实证明方法的价值。由此也可以说明，认识与事实相符，来自于事实本身，是事实的反映，即“符合论”的真理论，是印证证明的内在机理解释，而非仅系外在的条件和要求。印证（融贯）关系源于事实本身，这是印证方法具有强大证明能力的关键。

印证融贯关系来源于案件客观事实，可以看作符合论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可称为“关系生成符合论”，或“融贯性之符合论”。这种符合论首先是要求证据命题反映并符合客观事实，而符合的原因，是证据来源于案件事实，即由案件事实的发生，产生相应的人证、物证和其他证据。而这些证据即使有客观的载体，如物证，但它之所以能够证明案件事实，仍依赖于证据命题表达的信息。可见案件事实产生了证据，同时生成了不同证据命题间的一致性。而反过来推导，即从果到因的回溯，从证据命题间的一致性，可以推断出客观事实的发生。而这种证明命题的数量越大，一致性越高（增加了证据扭曲的难度），或从证据特性看不被扭曲的程度越大（如隐蔽性证据），则事实推断的确定性就越高。

由于真理（真实）是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因此，经验方法是“符合论”真理观的基本方法。就证据学而言，直接与间接的经验观察（包括技术手段的运用），以及运用经验法则进行证据和事实的判断，是经验方法的实现路径。

以上说明，将真理的“符合论”作为印证证明的又一理论基础，是印证证明机理及其认识价值本身的说明，内在于印证证明自身原理之中。

（三）符合论对印证证明有效性的保障

符合论不仅是印证证明的内在机理，也是保障印证证明客观性的必要条件和方法。主要有两点：一是对参与印证的各个证据进行来源检验，保障印证前提的可靠性。印证证明有效性的关键性条件是来源证据的客观性未被扭曲。因此，有必要以符合论，即证据信息及命题符合客观事实为标准和方法，作溯源思维，保证证据来源客观性，为印证证明创造必要前提。对人证，需查证其是否符合原始人证之本意。核对人证调查的录音录像、法庭人证质证、调查是否以非法方法获取人证，以及与其他证据相比对等，均为人证来源检验方法；对物证、书证、电子数据等证据进行辨认、比对、检验、鉴定，以及交法庭质证等，是检验这些证据必要的方法。这些方法，均以符合论为根据，因为检验的标准和目的，就是使每一证据信息反映及符合客观真实，防止证据信息的扭曲。

二是对印证证明的事实进行客观性验证，保证印证结果的可靠性。通过直接证据之间、间接证据之间，或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之间的印证，对待证事实可能得出某种结论，即获得局部或整体的案件事实认定。但这种认定，还不应当是最终的结论，仍应进行客观性检验。这种验证，包括经验验证该事实是否符合常理常情或经验法则；与案件相关的其他事实验证印证证明的事实是否合理地镶嵌于整体的证据和事实构造。例如，就收受贿赂，行贿与受贿方供述一致，相互印证，但行贿者并无行贿必要，或受贿者就请托事项并无职务权限，或巨额财产去向不明等。就可能产生印证事实客观性的合理怀疑。这些验证方法，均以客观事实为指向和标准，因此属于符合论方法。

（四）“符合论”与“融贯论”的并存与互补

在知识论上，虽然有的学者主张符合论，但一般而言，并不排斥融贯论。以致可以认为，“哲学家在下面一点上几乎达成共识：尽管融贯不是真理的充分条件，因为与已有真理相融贯的命题不一定就是真的；但这是真理的必要条件，因为真理之间必定相互融贯，不与已有真理相融贯的命题很可能不是真的。在考虑真理问题上，必须把融贯当作真理的一个内在构成要素。”如笛卡尔，他将“真”定义为“思想与其对象的符合”，因此而被看作符合论者。但有学者分析认为，他的知识论所采用的方法要求具有“清楚分明感知性”（clarity and distinctness），而具有此种特性的命题式观念，最终可以看成是一些简单观念的必然组合或逻辑上融贯的组合，所以“融贯性”是所有清楚分明感知的观念之间的内在关系特征。因此，笛卡尔的认识论体系同时要求和兼容了信念的融贯性和符合性这两个原则。而笛卡尔的真理理论也成为一个实质上间接要求融贯性的真理符合论。

面对传统符合论、融贯论各自的局限和困境，一些哲学家直接主张吸收不同真理理论的合理因素，通过综合，以期提出较为全面、合理的真理观。如希拉里·普特南提出以信念与经验的理想融贯为核心的内在实在论的符合论真理观。内在实在论真理观认为：只有从一个理论或描述之内问“世界是由什么对象组成”这个问题才是有意义的，“对世界的‘真实的’的理论或描述不止一个“‘真理’是某种（理想化的）合理的可接受性”，是我们的诸信念之间，我们的信念同我们的经验之间的某种理想的融贯（因为那些经验本身在我们信念系统中得到了表征），而不是我们的信念同不依赖于心灵或不依赖于话语的“事态”之间的符合。被认为是在中国哲学界创立了自己的真理论体系的第一位哲学家金岳霖先生系赞成符合论的学者，他认为：“符合是真假底定义。”但他也承认命题“融洽”“一致”的价值。不过认为，符合的标准高于其他标准，因此知识论应当以符合论为主线，而以融洽为标准，也是要求“经验上的融洽”，“表示符合的融洽”；而以“一致”为标准，也需“表示符合的一致”。兼采两种理论的比较典型、普遍的一种说法是：符合论是真理的定义，即事实使认识为真，而融贯论则为真理的标准由融贯关系中确认真知。如金岳霖在《知识论》中指出：“本书以符合与否为真假底定义，以融洽、有效与一致，为符合底标准。”“本书所讨论的融洽、有效和一致都是符合底标准。没有一条标准是充分的，任何一条标准都是必要的。这三条标准也是符合在经验上的分析成分。”

不过笔者认为，前述对融贯论和符合论的理论分工有其不合理之处，尤其是忽略了符合论也具有标准和方法的功能，即如文前所述，对证据的客观性检验与对印证结论的客观性观照，均为符合论方法，在普遍确认的符合论经验方法加持之下，是否“符合”客观实在，也是真的检验标准。而就事实证明与确证论，证据间的印证符合融贯的标准，此点不言而喻，但仅有融贯不足以解释印证的作用和效力，还必须注意证据的形成，尤其是印证即融贯性的形成，是因为不同的证据源于事实，反映事实、符合事实，因此，融贯论与符合论，就印证证明的论证缺一不可。

顺便指出，真理的融贯论和符合论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功效，即为事实认定的“法律真实论”和“客观真实论”分别提供理论依据。如果说，案件事实是一种“法律真实”，可以将真理融贯论作为其主要根据，即案件事实系协调一致的证据所反映的事实；另一方面，真理的“符合论”，则可以看作“客观真实论”的哲学基础，事实判断者应当在法律框架内不懈地追求客观真实，以实现公正裁判。也许，人们实现认识符合实在的能力是有限的，但不放弃对“符合性”的追求，而不仅满足于证据间的融贯，也许是证据法应追求的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