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新冠肺炎治理期间涉疫刑事案件之观察，普通公民成为依法治疫背景下刑法偏爱的对象。疫情防控应急治理中的刑法适用迅速高效，其对于有效维护防疫抗疫期间的社会秩序发挥了应有的积极作用，但在实现法治人权保障理念方面却有所缺失。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刑事治理中，刑法所处罚的对象均为危害公共安全类犯罪或哄抬物价、制假售假等经济犯罪的普通公民且存在扩大化趋势，疫情防控刑事治理呈现出情绪化与过激化等非理性现象，国家(刑事)治理能力现代化仍然面临极大挑战。面对疫情防控举国大事，刑法应从对普通公民犯罪的打击转向对公权力主体犯罪的处理，着力查处隐瞒或不及时发布疫情重要信息而致疫情蔓延的责任主体。公民是现代国家的基础，国家治理应该反映公民的诉求而非仅仅追求维护社会秩序的功利目的。刑法不是高举在公民头上的利剑，而是公民保护自己权利的盾牌，刑事治理应彻底实现从国权刑法到民权刑法的转型，不断提升国家在应急管理中刑事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详情》
企业是推动支持当前数据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企业积极投入大量技术、资金和人力成本，是大数据得以形成和运营的关键前提。但是，企业投入数据经济的意愿和努力，最终取决于企业数据能否得到充分、合理和有效的法律保护。目前，从私法保护角度来说，企业数据保护走出借用传统法律的策略转向数据新型财产权化新机制，时所必然、事所必然。但是应该注意，企业数据保护在承载企业追求经济化的功能的同时，具有多重功能的聚合性和所涉利益关系的交织性，这些导致企业数据财产权保护路径的设计非常复杂。它形式上虽然采取私权形式，但与民法上典型的财产权不同，需要兼顾多种功能、多种利益协同的保障要求，因此无法采取简单意义的财产权构造，而是需要呈现为一种具有极强外部协同性的复杂财产权设计。在这个意义上，虽然具有权利之名，但实际包含了极为复杂的法律秩序安排；与采取私权形式的知识产权机制，以及没有采取私权形式的企业竞争保护机制有一定相似之处，但功能和结构更加繁复。详情》
地方事务是地方事权的事务标准，既是地方人大又是地方政府的事权范围。对地方事务可以作列举式规定，这既有外国的经验可供借鉴，又有国务院已有的相关实践。地方事务仅限于所列举事务，但应具有终局性，以确保地方公权力具有独立、自主空间。国家法制的统一，应通过事后监督加以实现。全国人大和国务院应本着谦抑精神，支持地方对地方事务先行立法和探索。国务院主管部门的公权力行为处理地方事务的，构成越权。对构成越权的部门规章，按《立法法》的规定由国务院处理。对事权争议，则应由国务院另行裁定。法院在个案中，应适用地方性法规。详情》
自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以来，在理论层面，围绕这一改革实现路径的相关讨论持续展开，歧见纷呈。例如，有学者认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从根本上讲是要在“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统摄下进行。因此，这项改革的实现路径并非是要颠覆刑事诉讼诸主体之间的既有权力配置，也不要求改造原有的程序结构，而应当从控、辩、审三方的具体诉讼职能和诉讼行为入手来保证庭审在整个诉讼阶段的决定性作用，例如，严格贯彻证据裁判原则，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落实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等。还有学者在认同这一总体改革目标的同时指出应当以落实法庭审判之证明标准为突破口，以审判的司法标准指导诉讼各阶段的证明标准，进而推进审判对其他诉讼阶段的有效制约，优化司法权力，最终实现以审判为中心的程序重构。更有学者直接将“以审判为中心”等同于“以庭审为中心”，指出其实现进路是完善、细化若干庭审程序技术。另外，有学者“隐微”地限定了“以审判为中心”推进的具体场域，认为虽然审判是诉讼的中心，法官是庭审的中心，但在诉讼和庭审之外，这二者绝然不能成为“中心”。质言之，推进详情》
近年来，随着司法改革的推进，学界和实务界开始重新审视刑事诉讼理论。但学界与实务界的分析思路或多或少地有些滞后，即将刑事诉讼视为单一价值观支配下的有机整体，而忽略其中的冲突与竞合。详情》
法律人工智能在我国司法界的运用方兴未艾，开始初步形成了信息的电子数据化、办案辅助系统的智能化、实体裁判的预测与监督系统以及统一、电子化的证据标准等法律人工智能形式。然而，法律人工智能存在一定的现实困境。从数据层面看，当下的法律数据不充分、不真实、不客观且结构化不足。从算法层面看，法律人工智能所使用的算法隐秘且低效。从人才层面看，法律界、人工智能界互有疏离、隔阂。未来，我们应认识到法律人工智能在我国运用的长期性与艰巨性，在明确法律人工智能应定位于辅助角色的同时，在技术层面上改进算法并培养法学与计算机科学知识相融合的人才。详情》
法院现有的类案类判系统存在检索推送案例不精确、推送案例的范围过窄、来源不明、层级不清、类案类判实践差异显著等诸多问题。这背后有技术无突破、数据不全面、制度不健全的现实原因，同时就司法逻辑层面而言，类案类判能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取代司法解释与指导性案例的地位值得怀疑与考量。因此，需要思考如何充分捏合算法与法律，建立真正的法律案例大数据库。同时，加强“类案”本身的建设与管理，确立国家层面类案类判的管理机制与标准流程，建立一套类案类判、类案推送、类案检索的国家标准。详情》
大数据法律研究是实证法律研究的最新发展，将会带来法学研究范式的革命性变化。当前这项研究存在若干误识，如将“大量数据”“结构化数据”等同于大数据；在如何使用大数据展开研究方面，也存在方法的科学性不足等问题。未来的大数据法律研究不仅应思考如何更好地获取法律大数据,还要探讨如何正确认识与适当使用“大量数据”,更要充分利用统计方法展开大数据法律研究，探讨如何科学使用机器学习等新方式分析法律大数据。此外，继续重视对法律“小数据”的挖掘与运用，以及加强复合型研究人才的培养，也同样重要。详情》
赖 绍 松赖绍松律师毕业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获法学学士、硕士学位。精通税法、房地产法、公司法及证券法等法律制度，谙熟诉讼程序及诉讼技巧，其业务操作水准和案件解决结果始终获得高度评价，深得委托人及有关方面的信赖和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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